那个“不会做人”的大学老师，被我们几十人投诉到降了职称……

大学老师是个缺爱的群体。

广州的冬天异常温暖。下午时分，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，同桌不情愿地坐起身拉上了窗帘，转眼又趴下来呼呼大睡。

我放下手中的手机，抬头看向讲台上的教授，他讲得很是卖力，知识点也分析得很透，但我身边的几十号学生，并没有因此抬起头来。

我小小地内疚了一下，但还是像其他人一样，低下头继续刷起了朋友圈。

上大学前，对于老师这个群体，我是心存敬意的，甚至有点畏惧。

因为，在成绩取决命运的大环境下，他们的存在，就像是学校中的父母一样，时刻捕捉着我们的生活细节，对一切都了如指掌。

但在进入大学之后，我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老师掌握着给分的权力，而我们也需要一个不错的 GPA 分数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已经有些变味。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老师对学生的上课态度，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对老师的好坏的评定，也有了全新的维度：考勤、给分变成了首要，而教学内容是否有益和有趣，成为了许多人最后才会思考的问题。

而每到选课时间，朋友圈便会被这样的内容刷屏：“这个老师不点名！快抢啊！”、“这门课出了名给分低，傻的才会选。”

于是，我也跟着朋友圈的指引，选了很多所谓“好老师”的课。

这些老师几乎不管我们到不到课，只管上完课时，完成他们的任务。最后一节课的时候，他们还会露出笑脸来，说：“希望同学们在教师评价里能给我一个客观的分数啊，谢谢大家。”

坐在讲台下的我们，好像握住了老师的某个把柄，沾沾自喜。逃了一学期课，期末还能拿个不错的分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但在大二那一年，我很不幸地遇上了大家口中的“杀手老师”。这使我不得不选择做了一件“造反”的事情。

这位“杀手老师”做的，正是大学生最讨厌的事情：他几乎给我们全班都打了不及格，只有少数几个拿了 60 几分。

全班同学都愤怒地指责这个老师不会“做人”，于是，我们每个人轮流给他打电话要求解释，而这位老师给的答案是：“缺课严重，来了也是玩手机，期末考又一塌糊涂，不及格很奇怪吗？”

见他丝毫没有改分的意思，我们决定全班一起冲到系主任那里投诉。

当时，我们几十个人堵在学院里，哭丧着向主任诉苦，投诉那个老师有多么不公，胡乱给分，恶意针对我们。

可能主任也被我们吓到了，连连点头答应说帮我们调查。

还记得那天从学院出来后，我们脸上都露出一丝得意的表情。几个激动的同学还在起哄着说：“看他这次怎么死！”

最后，这个杀手老师顶不住压力，改掉了我们的分数，但还是因为“乱给分”这一事件，被降了职称。而我们，还在微信里疯狂引导师弟师妹们：以后千万别选他的课，这个老师很变态。

但如今我回想起来，却感觉有点寒心了。

其实这位老师的做法天经地义，无非是要警醒我们应当注重课堂纪律。但最后却落得了“杀手”的名头，还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和惩罚。

这不得不让我想起朋友圈里的“坏老师”们。到底真的是他们坏，还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大学师生间的“潜规则”，而被贴了这张标签呢？

而有一些老师，他们为了能让学生专注听自己的课，想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点子。

大学三年里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朱老师就是如此。

每次说到一些不好的事，他便会以自己举例：“这个肾病严重的病人呀，面色会又黄又黑的。你们要是没有个概念，就看看我的脸，是不是又黄又黑？

但我，这不是病啊，我最多就是肾虚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被逗乐了。而他每节课都总会自黑几次，玩手机的人也渐渐变少了。

自然而然的，每当课上讲到一些倒霉的事物，学生们便起哄着往朱老师身上套。有时候，甚至是些侮辱性的词语，但大家依旧笑得不亦乐乎。

老一辈总说，别总给自己讲些不吉利的事情。但在朱老师的嘴里，他已经得了数百种怪病，经历了无数次生命威胁。

还有的老师会在课上讲八卦、解密黑历史、在课上给学生发礼物等等。

但归根结底，他们只是单纯的想将课堂上那些低着的头颅扬起来一些。这些五花八门的技巧，与其说他们新奇，也许更多的是无奈。

而在文章开头讲到的那位教我们新闻学的老教授，也是如此。

为了让班上的学生不再玩手机，他想出一个方法：谁要能每节课回答一次问题，期末保底能拿 80 分。

其实他提的问题，统统都是在书上一眼便能找到答案的。但他，却不得不用奖励的方式，让学生回归到最基础的翻书这一举动上。

期末最后一节课，是班上最积极的一次。大家都想方设法让老教授把自己纳入到“保底80分”的范畴中，于是拼命地举手回答问题。

意想不到的是，课后老教授觉得很感动。也许，是他太久没见过如此积极的课堂了，竟在讲台上向我们作揖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”。

我看着老先生感触的模样，心里却很是愧疚。

以前，认真念书是我们的义务，如今却成了教书人的奢望。这节课下课后，我和几个朋友商量，决定约上他一起吃晚饭，心想作为前辈，或许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职业上的建议。

他似乎有点惊讶，吃饭时还特地带了几瓶酒来，说要给我们助助兴。

一伙人吃着火锅喝着酒，没过多久，大家都有点微醺了。教授突然站起身来，说要敬我们一杯，然后掏心掏肺的说起了他的故事。

他说，其实年轻时便期望着自己能当一名老师。没想到，自己在媒体工作了几十年后，才终于在退休后被大学返聘，圆了自己的老师梦。

但在大学教书，却跟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很大。

因为学生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，经常一个学期过去，课堂上的学生都认不出几个，更别谈师生间有什么感情了。而让他感到更难过的，是对“老师”这一身份的认可度。

他说，试过一次自己走在教学楼的楼梯上，突然身后传来一声老师好。他转过头去，是一个陌生的男孩。但他还是站定在了楼梯上，回应他：“同学你好。”

那个学生笑着走上楼，而他却还呆呆的站在原地。

他说，这是他教书以来，第一次有陌生的学生主动问好，也是他第一次有了被学生尊敬着的感觉。

所以，今天我们主动约他吃饭，他先是很惊讶，然后是感觉很暖心。他说只要有学生惦记着自己，惦记着还有他这个老师，他便很心满意足了。

说完，他举起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。

我们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师，也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酒杯。

看着大家热热闹闹的样子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。也许大学老师其实是个挺缺爱的群体。他们跟学生间的联系更少，做的也远不只是教学这么简单。

他们就像是老师这一职业当中被特殊划分出来的个体，但却并不能达到对“老师”这一身份的期望。

最后

动手写这篇文章前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方凯和萧耐园两位教授的故事。

两位都是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但他们被人们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学问，而是由于他们在课堂上做了满满当当的板书，底下却只坐着可怜的两三个学生。

幸运的是，在事件报道出来以后，那些逃课的学生抱着复杂的感情，纷纷回到了课堂。

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转变，也让我感受到大学师生间的联系，绝不止于分数这一点上。

回想起我过去三年里的老师们，似乎大多我已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。但也许某天在校道上再遇到他们，我会主动向他们问好，尝试着做出一点改变。

就像我过去懵懂无知时，对着老师立正敬礼时的模样。

摘自我要WhatYouNeed （newWhatYouNeed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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